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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绍棠最后留下的文字——纪念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逝世二十周年

时间:2017-04-24 18:36:37来源:京郊日报 作者:佚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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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绍棠在光明胡同“蝈笼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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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绍棠最后的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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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绍棠为褚晓明题赠新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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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褚晓明,男,1970年参军,1979年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工作,历任科室党支部书记,党委办公室副主任,宣传教育中心主任,现已退休。

 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余年,曾是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等媒体的通讯员,《健康报》驻北京记者站记者。撰写消息、通讯、报告文学等千余篇,获各类新闻奖数十项,1988年刊登在《北京日报》的通讯《“三联单”的漏洞在哪里》曾获得全国卫生好新闻一等奖(与《北京日报》记者钟卫宁合作)。

  ●褚晓明

  今年3月12日,是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二十周年的忌日。亲朋好友、众多读者和文学界以各种形式追念着这位公认的“大运河之子”。作为忠实的“粉丝”,我曾与绍棠老师多有交集。今日情所难抑,不写点文字,不足以宣泄久积在心中之情愫。

  刘绍棠曾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那是世界级的作家。我的文字绝非“攀龙附凤”,而是有其缘由。

  二十年前,在绍棠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上,他的女儿刘松苎眼含泪水握着我的手说:“我父亲写了一辈子文章,最后的几个字是写给你的。”闻听此言,我顿时泪流满面……

  1997年3月11日,早上刚上班,刘绍棠老师给我来电话:近日感觉不太好,肝硬化导致的腹水越来越多,皮肤黄染也加重。说要到医院来看看。当时,绍棠老师的家就住在和平门“红帽子楼”——北京文联宿舍,离我们宣武医院没多远。时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我,立即找到大内科主任、著名内科专家陈秉良,安排好了位于9层的干部病房。不一会儿,绍棠老师在夫人曾彩美等家人陪伴下,到达了医院。在我看来,绍棠老师腹部较先前更鼓,皮肤也黄了,可谈笑自如,精神还不错。大概治疗个把月,休息一下就可出院。安顿停当,绍棠老师像往常一样,把赠给我的新书《我是刘绍棠》拿了出来,仍是用那支熟悉的“蘸水笔”,在扉页写下了“褚晓明同志存念”的文字,并签名留下日期。看着老师运笔,在旁边的我能感觉到他是忍受着身体痛苦的!在这几个字中,“念”字写得有点含糊。

  这本书的后记题为“改判死缓”,文末署的是“1996年4月29日于北京宣武医院”。我翻看着,想起前次患病是1996年4月19日住院的,也是9楼。因为“9”与“久”同音,我觉得挺吉利。他在“后记”中描述自己“腹肛如鼓,压迫心脏,呼吸困难”,之所以把“后记”题为“改判死缓”,是因前期曾怀疑他患癌,后来得以排除。即便当时“挺着装满9公斤腹水的大肚子,蜷缩在床上”,绍棠老师仍未搁笔,而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《村妇》作最后的文字梳理。

  写这个“后记”的几天前,胡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曾对绍棠老师的女儿说,“耀邦和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。”

  这个背景所有热爱绍棠老师的读者都了解。新中国之初,百废待兴,京东大运河畔突然冒出个“神童”——少年刘绍棠已经在用娴熟的笔墨写土改、写初级社、高级社,在为“粗手大脚的爹娘”——家乡的父老乡亲“画像”。《新式犁杖》《青枝绿叶》《大青骡子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等作品接连刊载。其中,《青枝绿叶》还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!除了孙犁、康濯、邵荃麟等文学前辈的厚爱培养,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慧眼识才,一直倾心扶持这棵文学的“幼苗”,及至“幼苗”长成“参天大树”,仍关怀备至,告诫他勿骄勿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间,在绍棠老师狭窄的书房“蝈笼斋”闲聊时,他告诉我,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曾找他谈话,希望他担当起我国文化界的行政领导职务。但他以只适合“写字”不适合当官为由,婉拒了……

  回说到1997年3月11日上午。陈秉良教授初诊后告诉我,病情很不乐观,但也没明说“病危”。恰在此时,时任市委主管宣传文化的领导闻讯来探望绍棠老师,我也就悄悄告退了。没想,这竟成了永诀!

  次日一早,噩耗传来,绍棠老师病情急遽恶化,经抢救无效,于5时20分离开了人世,离开了他热爱的亲人和读者,离开了他视为父母的大运河!

  与绍棠老师初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“青年文学讲习班”上,听绍棠老师讲小说创作。

  绍棠老师把1957年错划右派逐回生身之地的儒林村当作“乐园”。21年后平反回到文坛,在“伤痕文学”“反思文学”主流氛围下,他高擎“乡土文学”的大旗,倡导“中国气派,民族风格,地方特色,乡土题材”,放声高歌自己的“乐园”——大运河两岸神奇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绍棠老师一再强调,自己是党培养的作家,因此“棒打孝子不回头”,对“放逐”从无怨恨之气,党、祖国、家乡、人民,永远是自己讴歌的对象。他的话语,深深感染着我。

  1985年,我的电大毕业论文《刘绍棠笔下的妇女形象》,得到绍棠老师的亲自点拨与首肯;指导老师、时任《北京文学》编辑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方顺景老师也给予肯定,评为“优秀论文”。

  1986年夏,医院团委想请绍棠老师来为职工讲授“乡土文学”。我找到绍棠老师,他当即应允。当时,文学正“热”,“文学青年”众多,我知道,全国各地想邀他作报告的太多了!那时没有“讲课费”一说,考虑绍棠老师烟量“上乘”,吸烟是他写作中不可或缺的“道具”。于是,我和时任团委书记卢平(现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党委书记)到琉璃厂转了一下午,才拿回一个福建产的漆器套装烟具。总得写两句敬语吧?想到绍棠老师屡屡回忆童年发蒙时背会的第一首古诗: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于是,仿效数字体诌了几句:“一支烟,乐陶然,二更三思几多艰,四海五洲英名传。重返文坛六七年,八九十佳篇。”后面这数字是有根有据,当时绍棠老师平反复出恰好六七年,轰动全国的获奖作品早不止“八、九、十”了。不曾想,烟,成为老师日后患脑中风的罪魁祸首之一!念及此,时有自责之心。

  随着与绍棠老师交往的增多,感情也愈发深厚,老师赠书的扉页题字也逐渐省略了姓氏和“同志”;我俩电话、通信不断。每每收到老师来信,均视为珍品收藏;紧邻中南海西侧光明胡同的“蝈笼斋”也成了我时常惦记之处。

  1988年8月,绍棠老师突发中风,电话打来,我心急如焚,即刻向医院领导汇报,组织救治。生命保住了,却留下左侧肢体瘫痪后遗症。待好转出院,老师隐居西城一处单元房,谢客静养,仍把住址、电话告诉了我。于是,我与时任院党委书记的齐翔安、副书记张建前去探望,老师和师母热情相待。点点滴滴,刻于脑中,年代渐远,不曾忘却。

  2016年初夏,我专程驱车前往通州儒林村祭拜绍棠老师。如今的儒林村早已今非昔比:京沈高速飞跃运河,与儒林村擦肩而过,村里遍布新盖的大瓦房,街巷有路灯,屋顶太阳能,私家轿车也不在少数,现代化的痕迹随处可见。在村委会传达室里,“老王头”和周末值班的村妇女主任说起刘绍棠,骄傲之情溢于言表。

  北运河的河堰下,连绵不断的绿色,拥抱着绍棠老师再也无法简朴的墓碑,碑后是一抔黄土。当我以鞠躬、敬烟、洒酒的“古老”方式祭奠敬爱的老师,默默与老师“交谈”时,路边不时有人驻足静默。碑上刻着的“大运河之子”几个字的评价,来自儒林村的父老乡亲,来自通州人民,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热爱刘绍棠作品的人们!

  大约是前年,在通州大运河边畔,北京卫视直播了一台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文艺晚会。晚会现场上,飘着一头银发的朗诵家陈铎,饱含深情地朗诵着绍棠老师少年时代的作品——《运河的桨声》的结尾:运河静静地流着,河水是透明的、清凉的,无数只运粮的帆船和小渔船行驶着,像是飘浮在河面上的白云。瓦蓝瓦蓝的天空,高高的,高高的,一群群发肥的季候鸟,向运河告别,划过运河的河面,像一道紫色的闪电,飞向南方去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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